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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不被人关注的“老龄化”并发症
  •  2021-11-24

多年以前,安邦把老龄化的概念引入到中国公共政策领域,后来又加入了少子化的概念,这两个概念都是对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影响深远的大事。现在的中国,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并意识到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,实施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发生了很大改变: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,并于1982年将其定为基本国策。但从10年前开始,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逐渐解冻。2011年11月,中国全面实施“双独二孩”政策;2013年12月,中国实施“单独二孩”政策;2015年10月,中国开始实施“全面二孩”政策。在二孩政策完全放开的5年多后,中国又开始实施 “全面三孩政策” 。

在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方面,安邦(anbound)研究团队一直是非主流的“异数”——当社会各界还在为低生育水平“摇旗助威”,甚至本应走在人口公共政策前瞻方向的相关政府人员还在坚定认为“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,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”时,安邦却坚决表示,应当“废除计划生育政策,让人们自己决定生几个孩子”(《人口危机“逼迫”中国调整计划生育政策》,「 每日经济 」总第2194期,2004/5/31)

安邦在世纪之初多次对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表示不同意见,呼吁中国要放开生育,要为老龄化压力下的人口结构危机做好准备,此后十几年,安邦对于人口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也从未停止——“调整人口政策肯定有难度和长期性,但考虑到人口政策是个战略问题,计划生育政策已到了不调整不行的时候,否则我们无法应付老龄化和未来的劳动力需求!”(《中国需要直面日益严重的少子化危机》,「 每日经济 」总第4811期,2014/12/4)在应对老龄化及少子化方面,安邦还提出过一系列建设性的观点,如放开生育限制、放松向中国移民以及允许双重国籍等政策方面。(《中国的人口政策应该进行三大调整》,「 每日经济 」总第4370期,2013/2/28)

遗憾的是,这些观点在当时并不受重视,但现在的事实毫无疑问已经证实了安邦(anbound)二十多年前对生育政策以及人口老龄化的担忧。而这一次,我们希望,安邦对少子化问题的担忧不再是重蹈覆辙。

时至今日,少子化问题已成为比老龄化更加严峻的人口问题。对于少子化,在学界目前已成为共识,但依然还存在着许多“身在危中不知危”的人,因而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危害和深度影响也愈发增大。

“少子化”一词来自日本,从字面意义理解,少子化就是指子女持续减少的过程,如果胎儿诞生不断减少并且形成长期趋势,就是少子化。同时,安邦智库(anbound)创始人陈功从社会角度给出过一个新的定义,少子化其实就是社会的幼龄化,在社会各个领域表现为全面幼稚化(rejuvenation of population)。

从这个定义看,少子化现象如果普遍而加剧,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。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率目标和质量目标来看,少子化现象的负面影响居多。在安邦智库(anbound)宏观研究中心主任贺军看来,其长期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:

首先,少子化会影响人口和劳动力供给的平衡。生育率低了,少年人和青年人就会少了,这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供给、人力资源的供给,也会相应地影响较大规模的人才培养。人口再生产如果不可持续,也会影响到消费的增长。一个国家的人口如果出现负增长,对于该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会造成很复杂的问题。可以认为,少子化现象及其相关问题,很可能将事关国运。

其次,少子化会加剧老龄化问题,并与老龄化一起形成“并发症”。中国很快将进入一个超级严峻的老龄化时代,有研究曾经估算,按现在的趋势,中国到2035年左右将会拥有4.2亿老龄人。这个超级庞大的群体将如何度过他们越来越长的老龄生涯?他们需要有年轻人继续交社保,继续用代际透支的方式来维持社保体系的运转;他们需要有大量的年轻人以各种方式参与老龄护理,包括医疗服务、生活服务。如果超级老龄化不幸遭遇超级少子化,其结果恐怕不只一场养老经济的灾难,更可能成为一场社会灾难。

第三,少子化会导致年轻一代难以独立。一是心理成熟晚,“巨婴”现象突出。年轻人有成年人的年纪和身体,但心智还停留在婴儿阶段,呈现“幼态持续”状。2000年,心理学家jeffrey arnett用“成年初显期(emerging adulthood)”来形容年轻人停留在青春期、延迟成年的现象。虽然18岁被定义为成年的年纪,但很多人即使年龄到了20多岁,还不觉得自己是成年人。二是心理脆弱,抗压能力差。少子化时代的年轻人,往往生长环境平顺,物质条件较好,成长过程基本由家长包办,很少经历过挫折的历练,这种情况下往往心理脆弱,抗压能力差,遇到困难容易放弃。三是自我意识强,但沟通和协调能力弱。这导致年轻人在复杂的环境下,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不足,应付不了激烈的竞争和对抗 。

“巨婴”现象增多也是一种时代病,中国与外国同样如此。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,有英国咨询公司在2019年对该国1000名父母进行了一次调研 。结果显示,英国“啃老族”平均每月要花费父母414英镑(1英镑约合人民币9元),用于餐饮、水电及其他消费品等方面;一年下来大约要花费约5000英镑。儿女不离巢给年迈的父母造成了经济负担,有些受访者需要动用养老金来补贴这些额外的家庭开销,还有人甚至需要打零工供养难以自立的孩子。该调研还发现,在英国养儿子似乎比养女儿更“赔钱”:青年男性离巢独立的平均年龄是26岁,而青年女性是22岁;由于多“啃”了4年,前者要比后者平均多耗费父母2万英镑。英国广播公司曾报道,在英国,子女离巢难已经是愈发普遍的社会问题。相比20年前,英国的“啃老大军”增加了100万人,房价越贵的地区涨幅就越大。比如在寸土寸金的首都伦敦,与父母同住的现象在近些年猛增了41%。一些年轻人在接受采访时也无奈地表示,与父母同住无非是为了减少生活开支,以便早日买房独立。

第四,少子化加剧将对教育行业造成冲击。如果少子化现象变得严重,在教育领域将会引发一系列的冲击,比如:并班、减班、并校、废校、超额教师、无教职师资(俗称流浪教师)、代课普遍化、小班制盛行、亲师关系紧绷、教师兼行政等。在国内,可能还有一个潜在危机,就是因为师资频繁调动,引发师生关系疏离、教学品质下降。毕竟教师意识到自己的前途不稳,教学就难以付出热忱。学生也会因为关系的断裂,课程的衔接适应问题,导致学习效率降低。除了这些课程教育,还包括对年轻人的公民教育、品格教育、信用教育等,都会受到影响。

中国的少子化特质日益明显,如果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,有可能会产生很多问题。“少子化将会导致原有社会秩序、体系、规则、理念、传统的碎裂,产业失去方向,传统失去导向,而且由于这种现象隐含在创新、成长、突破、颠覆甚至革命的假象之下,很容易被盲目和无原则的赋予正面评价”,安邦智库(anbound)创始人陈功这么说道。

以“粉圈文化”为例,粉丝群体的影响和低俗化其实就是少子化的表现。记得有过这么一则报道,老艺术家李丁老先生不幸逝世,张国立、邓超等与李老生前有过合作的演员都前来送他最后一程。这位老先生很受张国立和众多演员的尊敬,对于他的逝世大家也都是悲痛万分。本来参加葬礼是一件非常沉痛而庄重的事,但是因为邓超的到来,却引来了一大批粉丝,在葬礼中大喊大叫,在肃穆的葬礼中显得非常的不合时宜,也很不尊重逝者。这让内心已经非常沉痛的张国立顿时怒火中烧,当场就对着疯狂的粉丝怒喊“滚出去”,这让当时在场的邓超自己也感觉到十分羞愧。

在文化艺术领域,中国现在的电影已经进入到一个涂脂抹粉的英雄时代。枪战片和战争片的扮演者,颠覆了通常的想象力,那些充满荷尔蒙味道的银幕英雄形象,由一些涂脂抹粉的小男生所扮演,装腔作势,令人瞠目结舌。至于“小鲜肉”等暧昧语言的大肆流行,也同样反映了少子化对社会各个阶层的深刻影响。实际上少子化带来的普遍幼稚化,将把整个社会拖下水,降低品质。

互联网和游戏本来就是少子化世界的精神支柱,现在看中国社会,基本就是互联网和游戏的大演绎。电梯里、地铁上,无数的少年沉浸在手机游戏里面,网瘾早已成了社会性的流行病,而微信在中国的商业成功,其实仅仅因为它是一款老少咸宜的手机社交游戏。这种游戏综合症,也早已渗透到了中国文化之中,什么三体世界、折叠城市、降维攻击,科幻片和科幻语言早已从儿童玩具中走出来,渗透进了广泛的文化领域,甚至伴随着人们长大并且继续保有。从信息社会的角度来看,因为少子化的影响,中国人将会成为世界上最易控制的族群,只要你能不断开发出供他们玩乐的游戏就可以,反正他们什么都信,始终无法走出人生的游戏。

因此,少子化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,还事关国家命运。对于少子化时代,我们要有这种危机感,要重视少子化问题的影响。如果不重视这个事关将来的问题,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恐怕将会退化。所以,调整教育体制以及教育内容,有针对性地强化少子化新生代中国人的培养,这是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大事。一个国家的发展,经济好坏并不是最重要的,这有经济周期的问题,也有努力改变的空间。但如果遇到“人不行”这样的问题,那么一切都完了。

知其然,还要知其所以然,方能看得更高、走得更远。近段时期的“清朗”行动、建立负面清单、分级监测明星账号等多项措施,在进一步维护良好网络舆论秩序、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的同时,其实也是国家对我国少子化问题的有力反应。

少子化现象出现并不断发展,如何应对少子化问题,关乎中国国运。少年强,则中国强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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